木叶村

   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文景之治开始了，我认为文景之治的意义并不在于当世之盛况，而在于给后世深刻的启示，这是不同于另外两个盛世的。

   在流氓皇帝刘邦终于干掉了项羽后，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是的，战国打了一百多年，好不容易被统一了，偏偏秦国是以法治国，新秦国三大献礼工程（修长城，阿房宫，皇陵）一搞，全国都鸡飞狗跳，这日子没法过了，想和谐也和谐不了阿，于是包工头陈胜半夜狐叫两声，全国又是五年战乱，等到刘邦上位，别说人了，找四匹白马拉车都找不到，大臣都只能坐牛车。全国在籍人口一千万都不到，整整下降了八成。

  然而此时，新生的汉民族国家第一次面对北方的威胁（虽然此后两千年她将始终面对着这个威胁），匈奴最伟大的王，冒顿单于，在位。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我没想明白的问题，就是冒顿为什么不在楚汉相争的时候过来浑水摸鱼，或者在汉初干脆率部南下，那现在就没有汉这个民族了。匈奴只是动不动就过来抢一把，然后走人，无论是胸无大志，还是旁的什么原因，终究是汉民族极大之幸运。

   面对内忧外患，刘邦以及之后的继任者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基本上能不管的我都不管。这个现在叫“小政府，大社会”，我认为正是这条拯救了当时的国家。刘邦这个人，无赖出身，权力欲不强，当了皇帝抓大放小，能不管的都不管，整天和一帮老伙计喝酒玩女人，但是对平民没架子，对钱财也看的轻。

  又扯了那么多刘邦，是因为文景时期的政策正是汉初的延续。

  虽然刘邦不自觉的采用放任的方法管理国家，但从吕后开始黄老之术就正式成为国策，直到汉武。

  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而治。道家一派治国的理念虽然有道德经五千余言，但总结成三个字：不折腾。虽然我认为儒家也有“圣天子垂拱而天下治”的提法，但儒家加了个先决条件“圣天子”。道家则是无条件的不作为。

  汉制，三十税一，相当于3%的个人所得税。国家公务员队伍出奇的小，全国也就千把人（军队不算），算得上万里挑一。基本上也就不管你，只要不造反，基本上靠地方自己管。这样的后果是什么？经过60年生养休息，汉武帝接手时，虽然3%的个人所得税，但是国库粮仓的米已经放不下了，陈米都腐烂了，也来不及吃。钱库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人死了，钱还没花了（也算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过的最好的时期。什么叫人心思汉？天子姓刘，天也姓刘？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老百姓不要轰轰烈烈，不要强国梦，不要布国威于四方，不要世界第一，老百姓要娶妻生子过日子，你只要不去打扰他，不去以各种名目改革，除非天灾国家放赈，他自己就能过的很好。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家要在必要的时候干预经济，儒家认为舍生取义以援天下，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但有时候事情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动的去变更往往带来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引入新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数次有名的变法，我认为真正成功的都在战国时期。魏国的李俚吴起的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大一统之后的变法，我认为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最后也是失败的，王莽的新朝，王安石的新政，其立意不可谓不高，青苗法差点就整出个中央银行来，王安石超前了时代几百年，最后依旧是失败的。我认为变法或者国家主动的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并不是没有用，但是是一个规模减函数，主要变量就是国家规模。20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瑞典采取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理论。罗斯福采纳了这种主张，然后美国走出衰退。这是历史书上说的。

  真是这样吗？现代的研究表明，在罗斯福之前的胡弗总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措施，而这造成的后果是延缓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说并不是宏观调控复苏了经济，而是经济自身的复苏被宏观调控拖累了。有证例的是，凯恩斯的调控措施在其提出后的将近八十年里在大国中只有一次貌似成功，而那次应该主要是因为二战。美国七十年代的泄涨，日本自九十年代开始的痛苦，应该都是和宏观调控有割裂不开的关系。

  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或则强力国家政府的做法，只有在规模较小的国家会有比较好的效果，而国家的规模一旦到达某种极限，主动干预的正面效果就会被某种规模不经济所抵消，然后带来净的负面影响。

  虽然国家的管理者一直很向往新加坡模式，但是我这些年来的思考和经历让我相信，中国绝对成不了新加坡，因为泳池里得来的经验是不能让你游过太平洋的。

  文景之治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上记载也简单，因为本来就是行政不作为，那个时候七国之乱可能是最大的事情了，但历史证明了不作为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要远远好于乱作为。

  七国之乱带给后世的宝贵经验可能是和文景之治有的一比，第五记再讨论吧。